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拙著《民国家具的鉴赏与收藏》，这是国内研究民国家具的第一本书。和那时相较，如今“民国热”已经发飙，越来越多的学者文人开始关注民国这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时代。的确，民国时期乱世飘零、新旧交替，却没阻挡住冲击传统的惊涛，波谲云诡，让人惊艳。民国家具正是这个制度、这些思潮下的一朵浪花，一丝微澜，似倩影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……

 

之所以写民国家具，源于两个缘由。一者，为了躲避明清家具研究的扎堆儿。纵观出版的众多古典家具书，大多没跳出王世襄、朱家溍等人的研究范围，只是在人家掌心中“打跟斗”，故而拱手避之。二者，对民国时期大背景下的社会变革深感兴趣。历史越来越证实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，又有它值得留恋的怀旧性，必然还有它群沙烁金的经典性。

 

民国初期，应该承认它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互融。外国租界是清政府留给民国时代的“疤”，我们曾一以贯之地反对排斥，但从理解并尊重城市的公共属性、提高城市的公共功能和市民素质来说，这些租界如缩地法般大大缩短了中国城市文明的进程。租界的建筑完全照搬了欧洲发达城市，建筑会直接影响家具的品种和式样，二者由此改变人们的服饰取向与生活习惯，进而改变人们固有的做法和作风。

 

中国的城市在民国时有了迅速的发展，城市人口聚集和建筑密集决定城市的繁华。繁华需要建筑，建筑离不开家具，正是那样的时代才涌现出那样的家具，民国家具其实开启了中西融合的一扇窗、一扇门，不，是推倒了一堵墙。从民国家具开始，它颠覆了中国家具的固有理念，将古典传统明清家具逐步挤出主流通道。

 

民国家具之所以能“颠覆”，是因为其母本父本“血源”的遥远和不搭界，正因为它是中国传统家具与西洋家具结合的“混血儿”，才更具独特的异相特征。画家丰子恺先生曾在《东西洋的工艺》一文中，批评了中国家具（当然指民国家具）的“改良”：“又譬如说，中国家具不适体，所以不好；西洋家具很适体，所以好。中国人悟到这一点后，就拼命地求其‘适体’。于是在椅子的坐板上，雕出屁股的阴模型来。这些椅子，到处都有。有的地方，堂皇的讲坛上、会议室里，也都陈列着许多屁股的模型。而且这屁股的阴模型的中间，还凸起一条，把两只大腿隔开。这样子真讨厌！”这就是民国家具在西方思潮下的改革，然而有诸多的非驴非马匪夷所思之处。但也确有很成功的改革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今天才能有空间来研究民国家具，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体貌和品类。

 

民国家具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明清家具的传统，一方面确实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，通透出一个大视野。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潮，思想是必要的，形而下的物质是必需的。德国哲人歌德曾说：“吹笛子单靠吹气是不行的，还必须使用手指头。”民国家具恰恰是“手指头”，用它演奏了向西方审美情趣靠拢的集结号。

 

彰显一个时代，不仅仅靠文字，还要依赖存留的各色物化了的东西。西洋家具是建筑的拓影，它同建筑一起表现着时代流行的风潮。曾几何时，中国的民国家具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上海的“三十年代”，显示出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豪华瑰丽，那个时代时兴的“海派家具”，以其自身红木材质的高贵、西洋元素运用的华丽，合拍于那个时代。民国仅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，民国家具像是跳水表演，在短暂的“读秒”中完成极其优美的高难动作，在匆匆的时光流波中，溅起一点点浪花，然而其平缓的涟漪，静静地扩展着典雅和沉静的美。

 

民国作为一个时代，早已草草结束了，但民国家具至今泛着独特的光华。研究它，审视它，发掘它，为的是更好地将其精华提炼出来，让鉴赏家、收藏家，乃至爱好者读懂，想透，或许又是收藏的一片新天地，又是现代家居独具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性化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笔者新著《民国家具鉴藏必读》，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。